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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用生命送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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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

上海街头一名美团快递员

现实中的快递员,远非像营销广告中展现的那样光鲜亮丽。

31岁的快递员小李皮肤晒得黝黑,骨瘦如柴。过去10年里,他一直骑着电动自行车在上海的街道上穿梭,为物流公司搬运包裹。

这让他在这个员工流动率很高的年轻行业里成了老手。有了自行车和智能手机,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快递员。

小李和他的同伴们被亲切地称为“快递小哥”,他们穿梭中国的各地城市,而且这个行业几乎不会出现职位空缺。

对于许多像小李这样的人来说,物流工作是摆脱农村贫困的一条途径。小李是安徽省芜湖市人,距上海约280公里,他是数以百万计来自农村地区支持中国快速工业化的农民工之一。

除了春节,小李几乎不休假,他最大的动力来自于收入,每个快递他能获得5元。像小李这样有经验的快递员平均每天递送 120 个快递,收入600元。

随着电子商务和外卖公司的激增,快递的在中国城市无处不在。但这是一个越来越残酷、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工作。尽管小李每天早上7点半就开始了新的一天,但他几乎没有表现出疲倦的迹象。“通常一天工作会持续到晚上9点,”他说。

快递员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他们工作时间也增加了,且许多快递员表示实际上每件包裹的收入更少了

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 (China Labor Bulletin) 的 Aidan Chau 表示:“快递员的工作量一直在增加,而他们的工资却在下降。”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数据,2020年,快递行业共递送了 833.6 亿件包裹,同比增长31%

一位已经辞职的前送餐员说:“在点餐高峰期,我们用一只手骑着自行车,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来获取订单。总是会和其他车辆擦肩而过。这让我觉得我在用生命送快递。”

随着快递员的体力被拉至极限,最近发生的一些悲剧凸显了这个行业存在的严峻问题。

“他就像机器一样工作”

2020年是在线零售商真正走向成功的一年。然而,对于疫情期间的快递员们来说却未必如此

韩国夫妇 Park Mi-suk 和 Jang Gwang 最后一次看到儿子 Jang Dug-joon 还活着的时候,是在一个周日的晚上,当时他正离家去搭乘公司的班车去上夜班。

Jang Dug-joon 去世前已经在韩国电商巨头 Coupang 经营的一家物流中心工作了16个月。他对科技感兴趣,在大学毕业时获得了机器人专业的学位,但由于无法在该领域找到工作,他决定从事一份临时工作。

他工作的仓库是该公司在韩国的全国性物流网络的其中一个节点,这个物流网络可以快速运包括牛奶、鸡蛋、家具和电子产品在内的一切东西。

他的家乡是拥有 250 万人口的大邱 (韩国城市)。2020年2月,大邱成为韩国第一波新冠疫情的中心,也是仅次于中国武汉的全球第二大疫情爆发地。

很快,该地区严格的社交距离被强制执行,随着无数的街头企业关门,就业变得不稳定。随着消费者远离实体店,Dug-joon 在上班期间处理的包裹数量激增

“当他开始在那里工作时,我们很高兴,因为 Coupang 是一家现在经营得非常好的大公司,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Dug-joon 的父亲 Jang Gwang 在接受 Nikkei Asia 采访时表示。

Park Mi-suk (左)和 Jang Gwang (右) 举着他们儿子 Jang Dug-joon 的遗像。图源:Nikkei Asia

Dug-joon 的父母表示,疫情的开始也是他们儿子身体情况永久性恶化的开始。他们说道,由于长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尤其是在韩国炎热潮湿的夏天,Dug-joon 瘦了约15公斤,平时穿的许多衣服都已不再合身,需要更换。

由于体重减轻,他的脸变得更窄了,平时精力充沛、乐观的年轻人看上去无精打采。

他在韩国主要节日之一的 Chuseok (韩国秋夕节) 期间连续工作了七天。Chuseok 节日是韩国物流业的高峰期,家人和朋友会在这段时间给韩国各地的人送新鲜水果和其他食品作为礼物。

每天早上回家后,他会洗个澡,然后上床睡觉,这时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妹妹刚刚醒来。2020年10月12日=早上6点左右,Dug-joon 下班后不久,父母发现他在家中的浴缸中已经没有了知觉。他在年仅27岁时去世。

他的父母坚称,Dug-joon 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潜在的健康问题。在他去世的那个星期,Dug-joon 正在组织一次家庭度假,庆祝他母亲即将到来的生日。

父母将 Dug-joon 的死归因于他在 Coupang 仓库所做的繁重体力工作,尤其是工作氛围,在那里,每一秒都要确保及时地快速送货。

他就像机器一样工作,”Dug-joon 的父亲说道。

位于韩国Chilgok地区的Coupang物流中心。Jang Dug-joon死前在该公司上了16个月的夜班。

Coupang 公司否认 Jang Dug-joon 的死亡与他的工作有关,并声称其工作场所的条件堪称典范。

而当 Dug-joon 的死讯成为韩国全国的头条新闻时,该公司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尽管 Dug-joon 作为非正式工人的身份使他免受每周 52 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限制,但 Coupang 仍然会监控像他这样的临时工的工作时间,以确保他们的工作时间低于法定工作时间。

Coupang 公司声称,临时工有权选择自己的工作时间,在 Dug-joon 死前的几个星期里,他平均每周工作 44 小时,但 Dug-joon 的父母认为他工作的时间要更长,并要求 Coupang 提供儿子工作时间的记录

该公司否认其商业模式剥削员工:“我们创造技术是因为我们想帮助我们的员工。我们在基础设施上也进行了巨大的投资。当然,我们希望减少人们处理的工作量,但同时我们也希望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实现流程的自动化,使各个方面都变得高效,这有利于客户和我们的快递员。”

电子商务繁荣背后的残酷现实

 

一名抱着一大堆包裹的快递送货司机在配送中

Jang Dug-joon 的死亡凸显了这个行业下层工人的困境

Coupang、饿了么、美团等亚洲快递和电商公司的财富在不断增长,因为新冠疫情使它们成为居家隔离者不可或缺的生命线。

对于大多数亚洲电子商务公司来说,2020年是充满可能性的一年——许多公司的快递送货量在一年内增长了四分之一或一半,股价或估值也出现了相应或更高的涨幅。

这使得该行业十年的高速增长达到顶峰。电子商务在亚洲已经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模式,部分原因是其送货成本非常低廉。在美国和欧洲,送货的费用约为6至7美元,而在印尼或中国,送餐的费用为1至2美元。

亚洲独特高效的物流业,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推动下,帮助了中国的阿里巴巴集团、京东和美团,东南亚市场的 Grab、Gojek、Tokopedia 和 Sea Limited,日本的亚马逊和 Rakuten,以及韩国的 Coupang 的成功。

但快递业是经济不平等问题的一个缩影,这种不平等因疫情而加剧

数字经济的繁荣之所以成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给物流网络中的快递员带来了不可持续的压力:司机和搬运工的工作时间长得可怕,道路交通事故增加,更不用说随时存在的感染 COVID-19 的危险。

在中国,最近发生的工人死亡事件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国内互联网平台恶劣环境的讨论。12月21日,在阿里巴巴子公司饿了么工作的一名送餐员韩某伟,在运送他当天的第34份订单时猝死。

该公司告诉韩某伟的家人,饿了么愿意支付 2000 元人道主义赔偿,因为韩某伟并没有直接受聘。和许多快递员一样,与他签订协议的是第三方代理商——蜂鸟众包,而蜂鸟众包App上的《蜂鸟众包用户协议》赫然写道:“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 您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

好一场踢皮球的大戏。

随着这一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促使饿了么在2021年1月8日道歉,并增加对韩某伟家人的赔款至60万。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2021年1月11日在江苏泰州市,另一位饿了么的快递员为了讨薪在他工作点前自焚。这一行为被手机摄像头记录下来,并发布在微博上。他被路人救起,视频中可以听到他说:“我要我的血汗钱!”👇

在韩国,除了 Jang Dug-joon 的死亡事件,还有其他几起关于物流工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报道,劳工组织将这些事件归因于过度的体力劳动。

其他死亡事件还包括快递司机的死亡,比如 2020 年10月14日,韩国物流公司 CJ Logistics 的一名送货司机 Kim Won-Jong 上班时晕倒,后来在医院去世。

代诉人认为,随着包裹数量的增加,以及各公司竞相提供最快、最便宜的快递服务,工人被迫长时间工作,没有时间好好休息

在整个亚洲,情况都是一样的。许多工人抱怨工作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被迫以更快的速度交货导致交通事故的危险不断上升,以及对感染 COVID-19 的担忧。与此同时,他们也别无选择。许多人承认他们能有一份工作是很幸运的。

快递员通常不是正式雇员,而是“合作伙伴”,他们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没有合同,因此也没有保险。他们开车时一只手握着方向盘或自行车把手,一只手握着手机。他们的“老板”通常是一款 app,这个 app 不断更新算法,让他们更努力地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他们工作量的增加,他们的基本工资却在下降,因为他们投递包裹和食品的计算方法得到了优化,从而挤出了更多的快递投递工作。而他们劳动的最终受益者——独角兽公司或公开上市的电子商务公司——却赚得盆满钵满。

2020年10月底,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发表声明称,韩国快递司机平均每周工作 71.3 小时,该委员会称这是“100年前的国际标准”

韩国政府机构国家物流信息中心表示,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物流行业的激烈竞争就压低了快递员每次送货的工资。2019年,包裹投递的平均单价为 2269 韩元 (2.05美元),低于 2012 年的 2506 韩元 (2.27美元)。

新冠疫情进一步扭曲了这一比例。2020年前8个月,韩国的包裹数量增长了20%,中国的包裹数量同比增长了31%。

然而,根据劳工权益机构和快递员自身的数据,在一些国家,快递员的每件包裹收入实际上有所下降

尽管快递服务的时间紧迫性提高,但从印尼雅加达到上海的快递员都表示,他们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才能挣到和一年前一样、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更少的钱

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快递员被告知注册为社会服务,以弥补低工资,而他们所服务的独角兽公司的收益和估值却在大幅上升。

印尼雅加达的 Gojek 平台送餐快递员

如前所述,快递员创造的价值主要流向电子商务公司,这些公司的股价和估值随着快递量的增加而上升。

比如,软银支持的韩国电子商务巨头 Coupang 在疫情期间一直在扩张,为其付费会员服务“Rocket Wow”推出了当日杂货配送服务。该公司还在积极扩张外卖业务。

据韩国当地媒体报道,2020年第一季度,Coupang 成为按交易额计算最大的在线零售商,将其市场份额提高到近25%。

虽然 Coupang 公司尚未公布其 2020 年的财务业绩,但据一位熟悉该公司的人士透露,该私人持股公司的股票最近在私募市场上的估值为 300 亿美元,高于2018年上一轮融资时的 100 亿美元。

Coupang、Gojek和亚马逊在2018年与2020年的市值对比和市值增长百分百

35岁的快递员 Park Seung-hwan 担任快递司机的5年时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习惯了廉价送货的便利,他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也越来越辛苦。他在法律上被归类为独立承包商,这意味着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上限,也没有最低工资保障。

他每天早上7点离开家。到达首尔南郊的仓库后,他将包裹分类,然后装上卡车,一直到下午1点左右,然后沿着他的送货路线出发,这条路线由位于首尔江南区租金较高的办公楼组成。

他通常在下午5点左右送完货,然后去取客户想要送到该国其他地区的包裹。然后他回到站点,把这些包裹输入系统,然后在晚上9点或10点结束工作。

Park Seung-hwan 推着一辆装满包裹的手推车穿过江南区

Park Seung-hwan 在谈到该行业的一系列死亡事件时说道:“让我感到悲伤和愤怒的是,任何人都可以预见这类事件的到来,但却没有人采取措施加以阻止。从去年开始,配送量开始上升,但这些公司并没有采取措施来应对。司机们只能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自己处理。”

此外,快递员们对新冠病毒也格外小心,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意味着他们需要接触很多人,而感染病毒可能导致他们的物流中心关闭,并导致他们丧失收入。

当前,Jang Dug-joon 的父母仍在寻求有关儿子死亡的答案。他们已经向政府申请将他的死亡认定为工伤事故,目前正在等待尸检结果。

他们正在慢慢地清理 Dug-joon 卧室里的东西。他的书还排在书架上,他的衣服还在壁橱里。其中有两条牛仔裤,一条是中号的,另一条是小号的,这是 Dug-joon 在去年夏天瘦了约15公斤时买的。

Jang Dug-joon 的卧室,图源:Nikkei Asia

Jang Dug-joon 的母亲 Jang Dug-joon 说道:“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努力工作,并相信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好事发生。所以我们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他们像我们一样努力工作,就会有好事发生。”

但她表示,儿子的离世已经让她改变了对韩国社会信仰的“勤奋努力会带来成功”的看法。

参考: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The-Big-Story/Tech-underclass-the-harsh-reality-of-Asia-s-digital-commerce-boom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The-Big-Story/I-feel-like-I-am-delivering-with-my-life-China-s-couriers-reach-breaking-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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